也许有人认为，1915年的洪宪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

20  汪馥炎：立法院起草宪法之根本疑问，载民治协会编《民国宪法问题》（上海：民治协会，1933），页13。18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439-440。

本次制宪又持续一年多时间。宪法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制定宪法则是建设现代国家的起始，制宪是一个决策过程，政治精英在这个过程中将决定新政府与政体运作规范（政治规则），以及公民权利与义务。审议会认为应加入宪法须提交起草委员会者一主权二查办权三地方制度四宪法保障。第三读会，则为文字之更正与整理。第三审查委员会审查关于总统行政及立法。

从1992年开始，政府与议会分别制定了宪法草案，特别是议会方面反复强调新宪法最终应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或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提交全民公决。第一届国会在1922年8月第三次启动制宪工作后，从1923年1月份以后，宪法会议因常常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于是有国会议员提议修改《国会组织法》，以减少宪法会议出席人数的限制。[33][英]詹姆斯·霍尔特：《大宪章》，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这一过程可以这样简单叙述，如果从宪政视角看：约翰虽然得到哥哥理查一世国王的支持，但也受到其侄子阿瑟的威胁[43]。[24]参见[英]詹姆斯·霍尔特：《大宪章》，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四章。[50]参见[英]詹姆斯·霍尔特：《大宪章》，毕竞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175页。然而，这还处于初创阶段，而且也还处于习惯法阶段。

实际上丘吉尔的观点更为贴切，即约翰的罪恶比那些仁义之君的勤劳有更大的贡献，因为通过许多反约翰势力的大联合，我们最重要的自由与权利的里程碑得以树立起来[42]梁启超把共和政体从理论上分为六种：（1）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以美国为代表。

[33]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梁启超全集》（第9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5页。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梁启超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新中国建设问题》。[42]梁启超所谓的立宪，还不仅仅是制定一部宪法，以及宪法对国家政治的规范。在评析终身大统领的共和政体时，梁启超又说：此共和政体之最可厌恶者也，何以故？以他种皆为共和立宪政体，独此种为共和专制政体故，谓此种政体可采，度国民必唾吾面。

譬如，有论者认为，《异哉》一文的要害是反对变更国体，即反对在共和制下改行帝制，是一篇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檄文，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其二，就国体与政体的关系来看，在君主国体中，可能多数是专制政体，因为任何机关都很难制约君主。他的国体思想，与他的其它新思想一样，基本上都是由日语文献滋养而成的。譬如，国体与政体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和反映国体。

[62]胡筱秀：《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兼论人民政协制度的定位》，《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9期，第75页。反对革命，其实就是赞同改良。

在前引《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已经指出，民主之国是共和政体的旧译。而且，国体的形成、变易，绝不会依据政论家的意志。

如果只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和国体并不能保障美好的政治，君主国体也可能培育出较好的政治。譬如，有论者认为，《异哉》表明，梁启超比任何人都更痛心中国君主政体的覆灭，比任何人都更想在中国恢复君主政体，也比任何人都热望今大总统袁世凯黄袍加身，登基称帝。作为护国运动的参与者，时人周善培也从自己的角度述及《异哉》的写作背景： 甲寅（一九一四），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立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性，不仅体现在他是古代文明的代表人，[53]而且还体现在他对后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第2条规定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第3条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是关于政体的规定，因为它规定了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故而是毛泽东政体思想的具体体现。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

当时，梁启超还担任民国政府币制局的总裁，但在政治上，已经很难有所作为。国内学界关于穗积八束的国体宪法学及其历史命运的研究，还可详见林来梵：《国体宪法学：亚洲宪法学的先驱形态》，《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第1125页。

[45]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持续不断地革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灾难。梁启超在《异哉》中写道：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

在君主国体之下，同样可以立宪。（4）中国需坚持立宪政治，但立宪宜以君主制为国体，不宜以共和制为国体。

[7]这两种观点虽然略有不同（前者把《异哉》视为新帝制派的宣言，后者把《异哉》作为劝袁暂缓称帝的宣言），但都认为《异哉》不反帝制，而是一篇拥护帝制的文献。在宪法理论上，在20世纪80年代，宪法学者对1982年宪法草案的解释，就以国体与政体作为基本的解释框架，并认为，国家政权包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间题。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

按照梁启超的比喻，既存国体仿佛爬山的梯子，又好比过河的渡船，只能依赖它，绝不能抛弃它。在共和国体下，可以立宪。

[40]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看，只有在严格维护君主尊严的前提下，君主才可能有效地履行其制度角色。当代宪法关于国体的规定，以及当代学者关于国体的阐述，基本上都是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作为轴心的。

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也。[36]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1941年，为了救治患病的林徽因和梁思永，傅斯年写信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称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

但是，自春秋以后，截然相异。相关讨论较多，譬如卢毅：《告别革命论评析》，《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72页。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国体思想，对于百余年来中国的宪法理论、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也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看，梁启超的国体思想通过毛泽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挥，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宪法文本、宪法实践与宪法理论。

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蔡公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窝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变更国体是颠覆，是革命。

如果把1915年视为中国的一个宪法时刻，视为中国宪法出场的特殊时刻，那么，从1915年至今（2015年），在经历了整整百年之后，我们应当怎样评说百年前的宪法时刻？清人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6]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梁启超全集》（第1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5页。

在上述两类截然对立的评价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异哉》存在着很多歪理与谬论，不过，《异哉》一文虽然‘歪理很多，‘谬论丛生，然而整个文章的立脚点决不是鼓吹帝制，而是反对变更国体、反对复辟帝制。在这里，梁启超不再提共和国体，而是以民主国体取代了1907年提及的共和国体。